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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一位曾打过毛泽东耳光的北大校长

炎黄讲坛 2018-12-05 13: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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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来源:AU喔趣


1


1945年秋季的北大,脱离了日本人的掌控,迎来了它光复后的第一位校长。准确地说,是代理校长。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着一口山东话,面容冷峻地审视着在北大的校园。


他叫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弟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有名的刺头,曾担任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总指挥。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因为毛泽东工作不认真,他还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


这次回来担任校长,他得罪了不少人,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辈子。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北大知名学者留在了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抗战结束后,如何处理这些伪教职员成了一个大问题,谁也不愿意得罪这么多人把他们通通开除。 偏偏有一个人敢这样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厉风行,宣布把所有出任伪职的教授一律开除出北大,他告诉上门说情的人:「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久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


所有的文化汉奸,一个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 这种横行无忌的作风,使得他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大炮。 然而,这位被人称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东大汉,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国士。 尽管,因为1949年的政治选择,他的名字在大陆已经少有人知。


2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顺治年间的第一位状元。傅氏家族人才辈出,不少子弟通过读书科步入仕途,在兴盛时期堪称是山东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场上早已没落,虽然依然有家学渊源,但是许多族人已经沦落成为贫困潦倒的穷书生了。傅斯年的父亲虽然是举人,但也是家无余财,因此傅斯年的童年过得颇为贫寒。 但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读书治学上依然有天然的优势。傅斯年遗传了先祖的聪颖勤奋,自幼熟读家中的藏书,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的一生,从此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北大。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初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国家的屈辱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使得爱国青年对北洋政府怨气冲天。年过二十的傅斯年并没有在爱国运动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傅斯年指挥五四运动


青年的热血一旦被点燃,短时间内是很难冷却的。学生们不断地抗议示威,傅斯年作为学生的领导者,扛着大旗冲在队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殴了曹汝霖,运动达到了高峰。 学生们热情高涨,恨不得一拳砸出一个新世界。 作为这场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静悄悄地退出。他并不是惧怕政府的镇压,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面前,也是敢于翘着二郎腿的。


之所以选择从学生运动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听从了老师胡适的劝告。


3


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信奉用温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几场学生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过早卷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适的思想对傅斯年的影响是巨大的。


傅斯年(左)、胡适(右)


他退出了学生运动,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 七年之后,万里来归的傅斯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的教授,继承了恩师胡适先生的衣钵,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历史学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为民情愿的士大夫情怀。「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把国民政府骂得颇为狼狈。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历史学功底,撰文驳斥日本学者的「满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 傅斯年爱惜羽毛,不愿意进入政府当官,但是并不推辞监督政府的国民参政员职务。 1938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首先把「大炮」对准了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贪污劣行。


4


在国民党全线溃败之际,台大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盘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面对时局,这年元旦之夜无一丝欢乐的气氛。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潸然泪下。二人一边喝酒,一边不断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陈布雷自杀后,傅斯年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陈盘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


陶希圣也回忆道:“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当时俞大彩准备陪母亲去广州就医,就在俞大彩收拾行装准备陪母赴广州的前一夜,傅斯严赶来阻拦,痛哭流涕道:“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有变,他便服毒自尽吗?那时,你将何以自处?”俞大彩听罢,与傅斯严相对涕泣,遂放弃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自杀未遂。


这时,台湾来电催促傅斯年赴台大就任,陈诚也来电催促。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日三夜,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最后决定暂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但临行前又让部分亲属留下,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还留下了许多图书家产。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日晚,星光惨淡,傅斯年偕夫人俞大彩及胡适走出位于南京“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走出“史语所”大门时,工友老裴噙着眼泪对傅斯年道:“所长,希望您早日回来!”傅听罢,悲不自胜,握住老工友的手作别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亲自出面给孔祥熙说情。


蒋:「你信任我吗?」


傅:「我绝对信任。」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不少劣迹,在《世纪评论》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国舅」宋子文不久之后被迫辞职,步了孔祥熙的后尘。


虽然傅斯年不给蒋介石面子,但蒋介石对傅斯年还是颇为欣赏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绝了,但他毕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却一直没有投向当时中国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他和胡适一起借酒浇愁,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时候的傅斯年,随身携带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


在1949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时刻,他选择了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台大,傅斯年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免学生被政治洗脑。他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对于学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他也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前往宿舍和餐厅探视。


然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之后,他在一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还是没有留住他的性命。这位「五四之子」,去世时年仅55岁。


傅斯年


5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其题字。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顿生凄怆之感,但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次年夏,傅斯年患胆结石住院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事务繁多,他根本无法休养。朱家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去世前半年,傅斯年经常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席上说:“大学的事太麻烦了,真是要命。”傅也常对陈诚戏言道:“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何曾想,这台大校长的职位真的要了他的命。

傅斯年让台大农学院园艺学系拟一个美化校园的计划,于是该系拟出一个“五年计划”,傅斯年看后半开玩笑地说:“五年?未免太长,我实在等不及!”


俞大彩追忆傅斯年去世的前夜: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要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曾经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乱世一书生」,凭着一股书生意气走出书斋,成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使得他追求「正统」,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实,对于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他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不过是:「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已国士之躯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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