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男科医院推荐虚拟社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影像历史

医学影像服务中心 2018-12-09 11:14:08

孙鼎元主任回忆录

回忆录之一

忆恩师杨济教授

孙鼎元

我1948年沈医毕业,被聘为天津中央医院放射科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薪金160元(法币)。那时杨济教授正在芝加哥大学放射科作为时一年的考察访问。当时代理科主任为程世荣大夫,还有魏大藻、白金铭、宋汝良等师兄作为我的上级大夫。


1947年中央医院由渝迁津后,许多国内知名专家如吴洁(内科)、吴英恺(外科)、杨柯(妇科)、毕金钊(儿科)、王世勋(耳鼻喉科)、刘永(病理科)等均在医院主持各科工作,陆惟善等还是主治大夫。此外,朱宪彝、方先之、金显宅等,也作为院外专家,参加了医院工作。那时可算是中央医院专家云集的鼎盛时期。不久协和医院复院后,有些专家就回协和去了。


1949年1月天津解放。1948年夏秋(?)之际,杨济教授回国,他以北方人(河北安国)特有的纯朴口吻和我谈话:“要尽快掌握放射学的基本知识;要尽快学会英文打字(科内要求出英文打字诊断报告);要虚心向师兄们学习、尊重他们;要热爱你的专业,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慈父般的教诲,教我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使我铭刻在心,终身享用。


回忆恩师一生,对放射学事业,有几点重要贡献:


一、自由的学术空气,宽松的成长环境:

他鼓励大家努力钻研,自由发展。他要求大家在住院医师阶段要打好“普放”基础,做到主治医师后再定向某一专业。在学术上,他从不压人,尊重不同意见;他从不在别人文章上附署自己的名字。在科研工作中,既鼓励个人独立发展,也提倡互相协作。科内资料大家共享,任何人不得垄断。在这种祥和、民主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人才成长环境下,培养出像吴恩惠、李景学、廉宗澂等一批国内知名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专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正像朱宪彝校长(天津医大首任校长)对他的评价:“杨济教授本人虽然没有很多著作,但他培养出你们这一批人,他是有贡献的,他是帅才……”。


二、建立了规范的科室管理制度

全科分为诊断、技术、档案管理、设备维修四组。诊断又分为胸部、消化、骨骼、颅脑等组。建立了严格的胶片管理制度和详尽的病名索引系统,极大地方便了病人就医、复查、随访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数以十万计的胶片档案,完整保存至今,成为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


杨济教授回国后,深感胶片质量对诊断的重要性,而优质胶片又与X线设备和优质养护密切相关,因而为维修组聘请了理工科人才,这应视为半个世纪前就认识到的质控意识。


三、维护了学科的完整性

当时,国内一些临床科室,提出为了方便病人,要将专用X线设备,划归各该科专用,尤其是当这些设备是由某位专家申请购得时,呼声更高。这种做法,看似方便了某一科室,实际上肢解了放射科的完整性,不利于临床医学的整体发展,也不便于设备资源的全院共享。天津总医院(中央医院解放后更名)也有人提出这种要求,杨济教授顶住了这一倾向,维护了学科的完整和发展。这一阻止肢解放射科的做法在全国起到良好影响,适度地遏止了这一违背国际医学潮流的风气。

2003-7-30日

于天津医院


回忆录之二

我第一次见到谢老、汪老

孙鼎元

记得在1957年夏,在北医附属医院一间阶梯教室,召开第?次全国放射学会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不足百人,我作为天津代表,做了“肺癌的临床、X线研究”的发言。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我国第一代放射学宗师、德高望重的谢志光教授和谢老的得意高足、斐声国内外的汪绍训教授。


当时,会场空气比较轻松,面对谢老、汪老这样的权威,作为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大夫,我竟大胆的作了即席发言:“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式,很不适应学科的发展。因为我们仅仅根据一张X线照片,就要作出诊断,既没有检查病人(顶多在胃肠检查时摸过病人肚子),又不了解他(她)们的临床表现、治疗经过、手术所见、病理结果等等。这样,和临床大夫相比,他们既看到X线片,又看到X线报告,还全面掌握了临床、病理资料;所以,我们和临床大夫比起来,只能算半个大夫。在这种掌握资料不对等的情况下,做出诊断的片面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以为应当改变这种自我封闭的被动工作方式,主动参与到临床中去,根据需要,可以有选择的参加查房,参阅病历,亲自检查病人,观看疑难病例的手术,并与病理科联系,了解一些病例的病理结果,这样,我们掌握的资料就比较全面了,诊断的准确性必然会大为提高……”。


我的即席发言,只是根据我的个人体会有感而发,并不了解更多情况,回想起来真有些井蛙之见,自不量力。因为我所在的医院(天津人民医院)有好几位协和专家,如骨科方先之、肿瘤科金显宅教授等,都是国内外知名专家,尤其方先之教授,对骨科X线诊断造诣颇深,我作为一个青年医生,深感专业知识不能满足临床需要,因之,认为只有改变现在沿用的工作方式,尽量做到临床、X线、病理三结合,才能适应临床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虚心向方、金等前辈学习,与临床、病理同事融洽相处,带动了科室的发展与提高,这是后话不提。


会后,我的发言竟然受到谢老、汪老的重视与首肯,并对我勉励有嘉,令我受宠若惊。

2003-7-30

于天津医院

回忆录之三

荣老考我

孙鼎元

1963年9月,全国放射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70名,会址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天津代表4名:白金铭、吴恩惠、杨天恩、我,还有代表河北省医学情报所(当时天津属河北省)与会的徐延香编辑。6日下午,我们5人住进了东安市场不远的一家旅馆,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就出来到东安市场外有北京风味的小吃摊上吃了一顿。


当年,华北发大水,津浦路中断,我们5人是乘飞机赴会的。那时,没有正式客机,我们是从北京乘一架苏制安II赴会的,那是一架中小型运输机,机舱中央是一装货用的宽敞通道,两旁各一条不分隔的长条铁座椅,连同我们乘客不过十余人。飞行起来后,上下颠簸不说,乘客还像散装货物一样,在起飞和降落时会从座椅上前后滑动。飞行中,老徐晕机,呕吐不止,我们几人总算平衡器官较好,还未太显狼狈。在济南、南京两次加油后经过六小时长途颠簸,总算到了上海。


当晚住进锦江饭店,九月的上海飓风过后依然闷热潮湿,我们五人住在一间带客厅的大客房,身上好像摸了一层猪油。我到衣帽间存放衣物,一按电门,灯开了,按钮却起不来了,我以为弄坏了电门,却原来是延迟电门,两分钟后,电灯自灭,按钮复原。锦江饭店是上海最高级饭店,为犹太财阀哈同所建,我第一次住进这样高档旅馆大开了眼界,当了一次“刘姥姥”。


第二天晨起,在花园遇到荣老正在练剑,短袖衬衣着短裤,看来非常精神,但双腿却打了一付绑腿。我自报姓名向荣老问候:“您老为何打绑腿?”荣老说:“我有小腿静脉曲张”。


7日上午大会由谢老主持,由荣老作专题报告。记得当时幻灯似乎出了一些故障。荣老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的人,他的这篇大会发言,事先还请上海有关专家讨论过,修改后他还做了一次预讲,特为告诉肖湘生(他的爱徒)要好好准备好幻灯机和幻灯。谁知越小心越出错。放映时先是图片颠倒了,在纠正中顺序又弄乱了,急得荣老直发脾气:“肖湘生你怎么搞的!”这算是大会的一个花絮吧。


会后参观上医中山医院放射科,荣老拿出一张X线片考我。那是一张小腿X线片,胫骨上1/2完全被溶化破坏掉了,关节面还保留。这种改变,非常特别,不像巨细胞瘤,也不像一般溶骨性肿瘤。我猜了好几种病都不对,灵机一动,忽然想起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是Gorham(1959年)报导的一种怪病,称为“鬼怪骨病”(Phantom bone disease)或消失骨病(Disappearing bone disease)。这是一种由于血管瘤或淋巴管瘤,或者二者兼有的一种良性骨肿瘤,可在数月内将患骨完全溶解消失,在冒了一身汗后我说出了这一诊断,荣老证实确系血管瘤。


此后,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X线诊断学》和《国外医学-临放分册》的编写过程中,还和荣老有过联系。


1978年上医编写的三册巨著《X线诊断学》问世,我向荣老写信说我的观后感,我认为这部巨著对国内的影响,是可与50年代英国Shanks and Kerley所著《A Text-Book of X-ray Diagnosis》对国际的影响媲美。


1982年李景学与我合编的《骨关节X线诊断学》出版了,荣老阅后对我们提出嘉勉与鼓励。


85年前后,荣老给我写信,约我参加《X线诊断学》的修编再版工作,并说这是他有生之年要完成的最大心愿。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经过十年浩劫人事沧桑之后,在2000年(第一版22年后)《X线诊断学》第二版第三册终于问世,遗憾的是恩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他老人家未能等到这一天。我参编的第15章“骨肿瘤”10万字,是经过王快雄、王恭宪教授等大力修改后完成的,而他们却未在章末署名,让我一人单独署名,独享其成,至今心实难安。


84年我应邀到Mayo Clinic访问,临行前到上海拜访荣老,他主动写了几封信,介绍一些美国专家让我结识。在荣老书房,我看到书架上还摆放了一些零食,荣老说:“我每晚工作时,都要吃些零食”。这一晚上吃零食的习惯,正好我和荣老一样,不过,荣老是看书写文章,正事,我是看电视,闲白,习惯相同而已,并非东施效颦,望勿见笑。


回忆40年前,我作为一个远处北方的青年学子,有幸结识了我国放射学一代宗师荣独山教授,蒙恩师提携助我成长,恩师生前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恩师的渊博学识与道德风范,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略记二三事,作为对恩师的追思。

2003-8-6

于天津医院

回忆录之四

到天津中央医院上班

孙鼎元

我是1948年初夏,拎着一只皮箱只身来到天津,开始了我的人生旅途。当时的天津,表现出的是抗战胜利后的表面繁荣,洋货充斥市场;夜幕中的滨江道(当时叫绿牌电车道,原法租界),依然是十里洋场,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糜之中。


7月1日,我正式到天津中央医院放射科报到上班。医院位于鞍山道(当时叫迪化道),原为沦陷时期日本修建的居留民团医院(有别于日本军医院)。建筑虽算不上宏伟,但却非常宽敞明亮、坚固实用,以致50年后改扩建时,是用炸药爆破才将地基拆除。医院分为主楼和后楼两部分,主楼包括各科病房、手术室、化验室、图书馆等;后楼两栋为大夫宿舍。放射科和药房在主楼楼下大厅内。门诊部在马路对面。后勤和食堂以及存放美国救济总署捐赠物资的一排铁皮房子,则在后院。


天津中央医院基本上是重庆中央医院复员迁津的原班人马,再增聘了一些在津的原协和医院专家组成,可谓专家云集、人材济济。医院床位200张,医生约90人,护理部多为高(医学院护理系毕业)、中(护校毕业)级护理人材,护理主任为陈路德女士。正规护理人员为数不多,但招收了不少护理员、练习生做一些护理杂活。医院管理非常简化,院长陈崇寿,只配备了一中一英两位秘书,中文秘书陶世杰,国学知识渊博,为原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的秘书(放射科陶叔巍之父);英文秘书张女士。医院重大事务,由院长和各科主任组成的院务会议研究决定。如一年一度研究下年准备接受多少大夫(新聘)、续聘多少大夫、流动(未聘)多少大夫,拟送出国考察的各科人选等,皆属重大问题。


当时放射科共有大夫6人:科主任杨济教授正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考察访问,代主任为程世荣大夫,以下有魏大藻、白金铭、宋汝良和新参加工作的我。我的同班学友李景学又作了一年实习大夫(repeat enter)、吴恩惠作了一年外科后,他们二人分别在49年和50年进入放射科,这时科内大夫增为8人了。


当时科内只有一台200毫安美国西屋(Westinghouse)X线机,珍贵的不得了,只做特殊造影和头颅、躯干等拍片;胸部透视和胃肠检查则由一台30毫安的美国Picker军用(U.S NAVY)X线机担任。另有一台200kV Keleket 深部X线治疗机,安装了但未使用,在解放后聘请了肿瘤专家金显宅教授作顾问,才开始了深部治疗业务。放射科大夫轮流到深部治疗学习,我记得李景学大夫是科内第一位到深部治疗轮训的。


另外,科内还有两位人物必须提到:一位是杨济教授从重庆中央医院带来的陶叔巍技士,他是当时放射科技术组的骨干力量,放射科日后的发展,无论是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设备的引进、考察、安装、改进等,他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陶叔巍教授现在担任全国放射技术学会副主委,已是我国放射技术界元老级人物了。当年他才20岁,拉的一手好胡琴,他是京剧世家,他父亲陶士杰秘书是北京名票,当年就曾和梅兰芳大师配过戏,工老旦行当的。另一位必须提到的人物是档案室的李家琏先生,他是谢志光教授任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时的档案管理员,被杨济教授聘请来科工作的。李家琏先生在科主任支持下,为放射科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X线档案管理制度和详尽的病名索引登记系统。他管理X线档案非常严格,临床大夫借片,必须办理借片手续,逾期不还,要作检查;未归还老片,不得再借新片。这种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不仅杜绝(起码是减少)了X线片丢失,也遏制了有价值的教学科研X线片被个人/科室垄断,为科室完整保存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资料,迄文革为止。


医院完全按照协和模式管理,实行住院医师24小时制。住院医师不能结婚,必须24小时在院。每位医师各有编号,有事时讯号灯传呼,被传呼医师就近接通电话问明情况后,立即赶赴现场,这就是当年的传呼系统(Calling System)。这种训练模式,使每位住院医师可以全天候了解病情,及时独立自主的或请示上级医师后,处理病人出现的各种问题。住院医师每周可有一次半日休息(可离院)。


住院病历全部用英文书写,主任查房时下级医师也要用英语报告病历、回答问题。住院病历必须当日完成;要求实习医师必须24小时密切观察病人,有些化验还须要自己亲手去做。


总住院医师权大的很,记得内科总住院张虹医师(中大毕业),就曾在午夜过后不穿鞋蹑手蹑足地去查看值班大夫是否打盹瞌睡。


医师宿舍就在后楼,住房也搞一些等级制,助理住院大夫是四人一间,最初我是和黄耀权(外科)、薛庆澄(脑系)、王源昶(麻醉)同住一室,到了第四年作科住院医师时就二人一间,和我的学兄吴咸中同室了。


陈崇寿院长是一位资深医院管理专家,他非常重视医生、护士的形象。一次他遇到我,问我是哪科的,哪个医学院毕业的,在上下端详了一阵以后突然问我:“你有几条领带?”我说:“有三条。”还以为够多了,谁知他说:“太少了,太少了!”,又说:“小伙子,头发要梳的整齐一些,皮鞋也要擦亮,要给人一种良好的“医生风度”形象,咱们医院每年有40多个医学院的毕业生申请来院工作,你要好好努力啊……”。这次谈话以后,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买了一把小梳子带在身上,随时保持头发不要蓬乱(我学了一招,就是头发上抹一点白凡士林,就不易蓬乱了,那时没有摩司呀!),又买了几条领带,也注意把皮鞋擦亮了。


医院实行住院医师聘任制,每年一次,如果6月30日前你未接到下年聘书,哥们对不起,您就准备走人,另谋高就吧!这种一年一次的聘任,给每位住院医师的压力,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一切方面,都比你的竞争对手做的更好,更出色,才能成为不被淘汰的胜利者。我认为这是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它不失为一种可以促进医疗事业发展、也有利于个人成长的青年医生培训模式。


医院对住院医师(含实习医师)的生活照顾,也是无微不至非常周到的,让你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工作中去。宿舍有专人打扫作卫生送开水,洗换衣服放在宿舍门口,隔日就洗熨好送到你的床上。食堂吃饭四人一桌,每餐四菜一汤,误餐另有小炒。手术后的误餐饭,要比常规饭菜做的更好。夜班饭(午夜12点过后)一般是鸡蛋挂面,夜间手术后另有加餐,手术完毕随时可吃到热菜热饭。总之,食堂24小时都有人值班,为医护人员服务。放射科不做手术,我们使坏,故意把特殊造影、胃肠检查或胸部透视的时间,磨蹭到中午12点半以后,好去食堂吃“误餐小炒”。这些看似生活小事的后勤服务,却反映了一个医院管理上的大问题,那就是:良好的后勤服务,保证了优质的医疗质量。


24小时住院制的工作是紧张的,但医院也有所安排,每周末安排一次休闲活动,或舞会,或音乐欣赏,或消夏晚会等,以舞会为主。这种周末活动,后来还吸引了一些院外客人,如南大师生等前来参加舞会。音乐欣赏晚会,有时还请一位有音乐素养的人,来讲一些诸如怎样欣赏交响乐的话题,记得好像马泰大夫(生化教授)当年就曾讲过。这种周末活动,松弛了一周紧张工作的身心,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养,也为一些医护人员,提供了一个社交场合,如耿贯一(斐声中外的流行病专家,作为客座教授1999年客死于加拿大)与王延华(眼科教授现客居美国)、卢倜章(同位素专家)与小迟(护士)、马腾骧(泌尿专家)与陈家风(护士)、刘润田(骨科专家、已故)与韩坤光(妇科专家)、周肃(病生理教授,已故)与叶冰玲(护士)、丁厚发(外科专家,已故)与林冰茹(护士)、毕金钊(儿科教授,当时的儿科主任,已故)与范盟泉(儿科教授,时为儿科实习医生)等,更不用提当年中央医院外科主任、世界级胸科权威、祖师爷辈的吴英恺教授与中央医院营养室主任李女士等人,多是在中央医院那段时期缔结良缘的。不瞒您呐,在下我与老伴周荣芝(儿科专家)也是在这一时期搞上的。坦白了就得从宽吧!您说呢?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医院的平静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国民党又发行与金本位挂钩的所谓“金元券”来平抑物价,但不久,金元券也一日三涨不值钱了。这时解放军已围城,蔬菜副食运不进来,食堂已不能保证四菜一汤。我和手术室护士长陈如珍女士(高级护师,广东人)临危受命,当了最后一任伙食委员,我们二人到东浮桥采购,只买回一些土豆、花生米,那时的伙食,已经不是四菜一汤,而是用一个病房开饭用的分格塑料托盘,每人一份炒土豆、炒花生米加上主食。好在我们这一任伙委没干几天,天津就解放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天津守军陈长捷所部一个师指挥所,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设在中央医院地下室。为了医院免遭炮火,解放军不惜牺牲战士生命,是用炸药包炸开医院一堵围墙攻入医院的。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战役结束,我们终于看到了解放天津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是四野入关部队,个个精神抖擞,头戴狗皮军帽,枪上挂着写有“缴获物资、涓滴归公”字样的白旗。子弟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除了解决躲藏在医院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并未进入医院大楼。


当天下午,军管会黄敬市长来院视察,当时还有一段花絮,先遣人员进入医院大厅后,找到了放射科档案室的李家琏先生,他一贯仪表整齐、态度端庄、不苟言笑、很有气派,解放军一眼看到他,就认出这不是一般人物,定是医院领导,就问:“你是院长吧!”,李说:“我不是”。又问:“我看你就是院长,怎么说不是呢?”,费了很大口舌,在旁的医院职工解释他不是院长,才消除了一场误会。


天津解放,天津回到人民手中。转天军管会派人来接管医院,军代表是陈郁(曾在北大医学院肆业一年,后去解放区)、祖光(老干部)和协理员陈希(女)。


不久,中央医院更名为天津总医院,开始,实行供给制,我的待遇是每月600斤小米,折合成由粮、油、煤、副、菜等综合组成的“折实单位”。后来,改为工薪制,我当年的月工资为56.50元。

2003-9-2日

于天津医院

来源:网络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进入平台微社区。

Copyright © 全国男科医院推荐虚拟社区@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