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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翻看了老爸战友的一封来信,惊讶于老人家怎么能把数十年前的战争岁月记得那么清楚!

灵子策 2018-12-07 09:57:28

有道是:老年人的诗在回忆里。这位父亲的老战友,竟然能把几十年前的事情回忆得如此细致,实在让我们这些晚辈感佩。

老人回忆:一九五〇年四月的一天上午,我和穆诚信参谋及张长春,正在营房西侧一块空地上种菜,你穿着很整齐的军装,腰里还扎着腰带,来向我们辞行,你告诉我们说要调去学开飞机。

是的,1950426日,老爸从陆军三纵调入空军,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飞行员,进入航校学习飞行。

飞行员占民


占民:

本来不应该这样称呼你,因为你是首长,但出於怀旧的心理,觉得作为老战友,还是称呼名字更感亲切——我想这样的称呼你不会挑礼的。

自从长辛店一别,就不知你的去向,大概是九七年,我先后接到张长春和闫振宗的来信,告诉了你的情况,特别是你去石家庄时,还用车一个一个接他们欢聚,并宴请他们吃饭,使他们深受感动。

闫振宗还告诉我,你和他都是一九四六年底从深县入伍的,他分配到晋察冀三纵队独立团二营当司号员,不记得你当时在哪个单位。

他说,独立团当时驻在安平县的一个很大的村子里,团长好像叫杨世明(或者是杨世民),政委姓王,是文安县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付政委是杨寿增,二营营长叫刘树秀。

我告诉他,其实那时我们都在一个单位,不过当时还都不认识。

我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份从家乡深泽县参加晋察冀三纵队所属的随营学校而入伍的。在随营学校二大队学习了半年多,大概是八月初,分配到独立团特务连当战士,当时的连长是任仲书,不久,任仲书将我调到连部当通信员。

这时独立团先是参加了清风店战斗,主要是接收清风店战斗中的俘虏,后又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主要任务仍然是接收俘虏。

我记得我们是从安平到达石家庄北郊一个名叫振头的镇子,在振头接收了不少石家庄的解放战士。张长春可能就是这时解放入伍的。

可能是一九四七年底,或者是一九四八年初,我们带着这些解放战士,到了满城和完县一带,在这里对解放战士进行训练和分配。

分配任务完成后,独立团在完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进行了整编,将一个团整编为二个团,一部分人编为一个团去了前方,一部分人编为一个团到了后方。

在这次整编中,特务连连长任仲书被提为付营长,编到了后方这个团,到后方这个团的番号叫华北军区补训兵团二旅八团。任仲书任三营付营长,我被他带到三营营部当通信员,闫振宗也被他带到三营部当司号员。

整编后,部队在完县一个小村里进行了三查三整,不久,就开进到石家庄北郊的南翟营村。

记得当时补训八团的团长是穆栋材、政委是杨寿增、参谋长是李风荣、政治处主任是潘玉峰,一营营长是刘复初,二营营长是马拐子、付营长是李长生,三营没有营长,付营长是任仲书,教导员是马秉需。三营有五个连,你那时大概在十一连,记得十一连没有连长,有一个付连长好像叫展哲民,指导员叫李万仓,他是一个拐子,因为打战士被撤职,复职后仍然穿着战士那样的绑腿裤而不是干部那样的马裤。

补训八团的任务主要是接收和训练新兵,记得曾先后到赵县和无极县接收过新兵,在无极县还接收了一些参军的地方干部,张志新、张英杰都是那时入伍的,张志新后来在十三连当指导员,张英杰在十一连当文书。

我记得这个阶段干部调动比较频繁,先是团长穆栋材调去学习,新调来的团长叫李仲玉(脸上有一块很大的黑红色的痣),政委杨寿增调旅政治部去当付主任(旅部在土贤庄,旅长是白志文,政委叫张华),新调来的政委叫李兴程(老红军,一只眼睛失明)。

二营营长马拐子调北京刑警大队,由李长生接任营长。我们三营新调来一位营长叫郭健旺,教导员马秉需调政治部去当组织科长,新调来一位教导员叫冯毅。这时,三营营部的一位姓李的书记开了小差,我代理书记。我代理书记期间,由营长郭健旺、教导员冯毅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介绍入党,候补期三个月。

年底,闫振宗也由付营长任仲书介绍入了党,他因为年岁小,不够入党年龄,候补期定为一年,他的入党表还是我给他填的。

因为这时我经常去团部送日报表和实力统计,我记得团参谋处除参谋长李风荣外,军务参谋有穆诚信、杨振祥,军教参谋艾恕之,书记赵墨元,通信员张长春。

团政治处除主任潘玉峰外,组织股长高小力,组织干事有程风社、王翔动,保卫干事是王非民,宣传干事是彭敬,民运干事是王健。

团部还有供给处和卫生所,供给处主任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管理员是胡增银,会计是尹哲先,出纳是石秀生(脸上有麻子),卫生所长是冯冲(大胡子,一只眼失明),医助有孟繁章,看护班长叫张德仁。

似乎是一九四九年初,随着解放战争是节节胜利,大城市不断解放,为了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军和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在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是叶剑英,付校长是原补训兵团司令员曾涌泉,付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朱良才,政治部付主任是李克如,教育长是谭家述。

我们补训兵团二旅编为华北军大二总队,白志文旅长改任总队长,旅政委张华改任总队政委。我们二旅八团编为二总三大队,大队长是原八团团长李仲玉,政委仍是原八团政委李兴程,记得新调来一位付大队长叫曹学楷,他资历很老,据说是因为他非要和何应钦的什么亲属结婚而被开除党籍,所以他来时不是党员。

这次整编中,取消了营的建制,全大队编为五个队,队长和指导员都由原来的营连干部担任,记得任仲书在一个队当队长,张志新在一个队当指导员,程风社也是在一个队当指导员。其他营连干部如刘复初、李长生、李万仓等都不知调往哪里。

在这次整编中,参谋处改编为队务股,原参谋长李风荣不知调往何处,新调来的队务股长叫周国华,我就是这时调到了大队政治处去当文书,后又调队务股去当文书。

这时张长春仍在队务股当通信员,闫振宗在大队部司号班当司号员,张英杰可能是调供营股当文书,张圈可能是在一个队里当文书,记不清你当时在哪里了。

好像是建国后不久,很可能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我们二总三大队从南翟营调到了长辛店,编入华北军大一总队,我们三大队改为一总四大队。

这时,大队长李仲玉调绥远军区的一个军分区去当付司令员,新调来一位大队长叫李长汉,原来的政委李兴程调到一个单位的汽车团,他走时带走了通信员谷德志,让谷给他当警卫员,后来听说他们都去了朝鲜。

新调来一位政委是原一总组织科长叫霍新民。原来的付大队长曺学楷没有去长辛店,他不知调往何处,新调来一付大队长叫张广炳,是位文化程度很低、人很善良的老红军。

在长辛店时,我仍在队务股当书记,张长春仍在队务股当通信员,张英杰还在供营股当文书,闫振宗也许还在当司号员,或者去队上当文书,记不太确切了。

我印象中,你是一九五〇年四月,从长辛店调离四大队的。至今我仍然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九五〇年四月的一天上午,我和穆诚信参谋及张长春,正在营房西侧一块空地上种菜,你穿着很整齐的军装,腰里还扎着腰带,来向我们辞行,你告诉我们说要调去学开飞机。

当时大概刚建立空军,我和长春对你能有如此好的机遇甚为羡慕。

你离开长辛店不到一个月,我们四大队又有了一次重大变化,一九五〇年五月中旬,四大队奉命去了包头,编为绥远军区学习团第五大队,主要任务是训练与改造在绥远起义的董其武所部的三十六军(驻包头市)的下级军官。

当时,学习团团长是傅作义,政委是薄一波,他们主要是作上层人士的工作,具体工作则是由绥远军区的领导同志杨植霖、杨叶澎、张如三同志负责。国民党三十六军的军长是刘万春,我军派到这个军的政委是康健民,这个刘万春军长很反动,他将他的警卫营长派往香港,与特务机关取得联系,以便待机叛变,此事被我军保卫部门侦知,於是便将他的部队强行改编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们大队於一九五〇年年底,调往天津,去接收天津在抗美援朝中入伍的青年学生,在天津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带着这些学生,到了石家庄,编为华北军区三〇步校第四大队。

当时三〇步校的校长是候正果,政委是李良汉,付校长是张鸿烈,教育长是张志杰。我们四大队大队长仍是李长汉,政委霍新民调往其他大队,新调来的政委叫张广图,潘玉峰主任被任命为付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三〇步校校部驻在石家庄西郊的炮兵营,四大队驻在农村名叫张营。不长时间,三〇步校改名为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候正果校长和李良汉政委均调走,新调来的校长就是绥远来的张如三。

我们四大队大队长李长汉调往第二高级步校(三〇步校和改名军政干校时,均由第二高级步校代管,第二高级步校校长是孙毅,人们都叫他孙胡子)。张广图政委改任大队长,潘玉峰主任调天津速成中学去学文化。

在三〇步校和军政干校时,张英杰调到校部办公室当文书,闫振宗、张长春、张圈都在队长当文书,刘文义在供管股当文书。这时各级都成立了专营干部工作的干部部门。

高小力同志因此由组织股长改任干部股助理员,我被任命为大队高技术书记,协助高小力同志作些干部方面的内勤工作。军务参谋穆诚信调到校干部部工作。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春天,军教参谋艾恕之,因和女文化教员洪焰谈恋爱破裂而自杀。

他是用步枪顶着自己的脖子而开枪自杀的,死时样子十分凄惨,令人目不忍睹,是我和组织干事王翔动将他装入一口薄薄的棺材中拉到张营村处理掉的。艾恕之当时二十四、五岁,人很聪明能干,想不到他会干出这样幼稚的傻事。

在张营参加了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在镇反中,听说李仲玉团长被判处死刑,据说是他在入伍前在家乡杀过人,被当地县委书记告发而判刑的,后又听说改判无期徒刑,以后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前几年偶然在一篇《文摘杂志》上看到李仲玉系冤假错案而被最高法院平反的报导,才知道他还活着,现定居在保定。)

一九五三年八月,军政干校改名华北军区第六政治干部学校,改为政干校后,撤销了大队一级机构,从此,我们补训八团的老底子,经过多次演变,就算彻底解体,老八团的历史随之宣告结束。

编为政干校后,我和张英杰、闫振宗都调到校保密室当保密员,张长春在二队当文书,张圈在队长当司务长。两个月后,我调到训练部政工系当助理员。

一九五四年九月,华北军区第六政干校奉命与东北军区第五政干校合并,编为全军统一编号的第二政干校,我又从石家庄调来长春第二政干校,仍在政工系工作。

张英杰也来到了长春,在校干部处当助理员,振宗仍在保密室,张长春仍在队上当文书,张圈在校务部当书记,高小力当组织处长,王翔动当组织处助理员。

到长春不长时间,张长春就调到政治学院,他可能是在政治学院结的婚,他的爱人就是当年在南翟营时参谋处对门房东家的姑娘(他们当时就谈恋爱,因战士不准谈恋爱,穆诚信参谋找其谈话而终止,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联系上),他结婚后因家属调不去而要求复员,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又被调去西藏部队,可能是后来从西藏部队复员回石家庄一个化肥厂当了工人,以后落实政策才又恢复了干部身份。

闫振宗大概是一九五六年从二政干校调山西部队,在部队当了团付政委,以后转业回到石家庄,在铁路部门当处级干部。闫振宗和张长春在这个期间都受了一些苦。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二政干校学员给校长李曼村、付校长张如三贴了大字报,说学校教职人员脱离实际,不了解部队的情况,所以在整改时,校党委确定,学校教职员与部队干部对流,每年从学员中留校一批,从教职员中调出一批。

於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我从二政干校调到吉林省军区,先在解放军二〇八医院当宣传助理员,不久调省军区任宣传处长和秘书处长,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这时,二政干校改为防化学院,高小力和张英杰、王翔动、张志新等仍留在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防化学院搞四大,学员和工作人员都分成了两大派,整天用高音喇叭对骂,还与地方学生一起参加战斗。

他们几个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大联合后,一部分人转业,一部分人去了江西干校,王翔动转业到长春光机所工作,高小力、张英杰等都去了江西干校。他们都受了不少苦。后来,张英杰转业去了天津(因他爱人是天津人),高小力到河北衡水军分区去当付政委。

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军区不搞四大,当时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均已解体,由驻长三军十六军、空一军、吉林省军区的领导同志组成支左领导小组,担负起吉林省的全部工作,后来又组成省革委会,代替了原省委和省政府。

这时,我又随省军区政委去长春市三结合,他任市革委会主任,我挂名市委办公室付主任。九一三事件后,我又回到了部队,先在长春军分区、警备区当政治部主任,以后又到省军区纪委当主任、专职委员。

一九八七年七月,在五十七岁时下令离休,从此结束了四十一年的军旅生涯。

我离休后被安置在省军区机关干休所,机关干休所福利搞得还不错。我住的是一个二层小楼,还有一个不小的前后院(据说房改时要将小楼拆掉改建成高楼)。我在院内种了不少果树和各种蔬菜,闲时能在院内散步或劳动,倒也减少了不少离休后的空虚与寂寞。

我的老伴原在二〇八医院当主治军医,前几年也已退休,因单位人手少又被回聘去上班。我有三个儿子。

我身体尚可,不过近几年,老年慢性病高血压、高血脂、胃肠炎、骨质增生等,也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但作为七十三岁的老人,生活能自理,行动自如,也算是不错了。

光阴,岁月如流,转眼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由当年的小青年,变成了古稀老人。

但每当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仿佛还在昨天,特别是在那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以及在山区行军和接送训练新兵的日日夜夜,我们之间的战友情,使我终身难忘。新的一年又将开始,我祝你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下列人员情况不明:

潘玉峰、穆栋材、杨寿增、李长汉、李仲玉、穆诚信等

李仲玉估计可能已去世,因落实政策已八十多岁,并且已患脑血栓。

任仲书留在了绥远,情况也不清。

郭建旺和马秉需当时年岁就较大,如果还在世,大概也都八十多岁了。

杨振祥可能在保定定居。

 

顺便寄去几张老照片以及我和老伴的近照,你肯定已经认不出我来了,所以照片后写了说明。

 

                                                    亚彭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老人今年已经88岁,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思维也依然清晰而敏捷,老爸至今跟他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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