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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南京大学西迁那些事

侯印国老湿 2019-02-10 13:36:53

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校景。



在抗战西迁路上,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师生们不畏艰难坎坷,苦中作乐。


筹建“万人大学”的经费,成了西迁中的救急钱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8月中旬,敌机两次轰炸南京,南大前身之一的国立中央大学有7名校工遇难。师生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此前,校长罗家伦正在忙于筹建“万人大学”,还在中华门外7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征地8000亩。然时局如此,他只好终止扩建计划,考虑起迁校事宜。


学校迁往何处?罗家伦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前往重庆、湘鄂、成都,商讨迁徙事宜。非常时期,患难与共,派出人员很快传回信息,迁校计划得到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大力支持。8月下旬罗家伦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方案,得到一致赞同。


迁校需要的大笔经费又从哪里来呢?说来也巧。筹建“万人大学”时,国民党中央全会在通过《建立中大新校址》提案的同时,答应支付建筑费用240万元。此外,中央政府当时要求中央大学扩充工程人才培养,于是罗家伦携带培养工程人才的“科学的计划”上庐山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当场答应另外再拨200万元。这些钱在迁校过程中,正好派上了大用场。


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此事时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了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


员工们用自己安置费,运走农学院珍禽良种


当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


由于有先期打造的500只木箱,学校图书仪器的打包没有遇到多少问题,但运送到下关码头后,货运船只却成了很大难题。进退两难之时,幸好有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正好要返回四川。卢作孚决定将这一批客运船只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使用。


装船时又遇上难题。客轮的舱位太小,航空工程系的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进不去,装载人员急出一头汗。卢作孚很爽气:“舱位可以打通使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西迁路途遥远,又是兵荒马乱之时,农学院牧场里大批良种牲畜又该如何处置?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不能迁移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你们。”


12月初,敌军逼近南京。牧场技师王酋亭对职工们说:“虽然罗校长不责怪我们,但我们能丢下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吗?”在他的组织下,工人们齐心协力,用学校发放给自己的安置费,雇来船只,将这些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再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水运至重庆。


沿途交通阻塞,雇不到运输工具时,他们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后,大雪纷飞,人畜都已疲惫不堪,才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学校也及时汇来费用,他们又重新上路。


1938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沙坪坝。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对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沦丧,涌入大后方的人越来越多,中央大学的人数也一增再增。为此,学校提出筹建分校的方案,得到批准后,在柏溪建立了中央大学分校。


一直拖到南京告急,金陵大学西迁才仓促启动


作为南京大学的另一个源头,当时的金陵大学也经历了坎坷的西迁。


不过,一直到1937年的10月4日,金陵大学竟还正常开始上课。当时中央大学已经西迁了,而金陵大学迁不迁,让校长陈裕光左右为难,因为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统一。


主张西迁的人说:“炮弹不长眼睛,谁能保证下一颗炸弹不落在金陵大学的校园?”不主张西迁的人说:“我们是教会学校,有美国大使馆保护,我们不用怕。”还有人说:“一个城市也要有几所大学撑撑场面的。”陈裕光只好决定等等再说。


10月下旬,南京告急!陈裕光校长接到教育部紧急内迁的通知,一时措手不及,只好动员师生员工共同想办法,四处借车借船,运送人员及物资。


1937年11月25日,第一批内迁的500多人,乘坐长沙号轮,由裘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带队溯江而上,12天后到达重庆。12月,南京沦陷,后两批内迁人员备受艰难。心急如焚的陈裕光与王绶、马杰等教授在重庆亲自会同校友安排接应,每看到一批内迁的人员,便止不住热泪盈眶。



孙明经


1938年2月,金大师生全部迁到成都华西坝。同时迁到华西坝的,还有金女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兽医系也在抗战初期由重庆迁来华西坝,加上东道主华西大学,当地共汇集有6所大学师生。


苦中作乐,汪辟疆写下“从军诗”


落脚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并不是世外桃源。自1939年开始,每年的5月到10月,总有敌机轰炸。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准备着随时去钻防空洞。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校园的学习生活也相当艰苦。早上吃的是稀饭,中晚两餐虽说能有干饭,但饭中多有砂石、谷子、稗子、糠、老鼠屎等,同学们戏称之为“八宝干饭”。


1944年秋,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参加战斗,“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顿时响彻云霄。许多老先生对学生的从军热情大加褒奖。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感慨之余,挥毫写就两首七绝,一时广为传诵:


(其一)

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

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


(其二)

闻君已恨从军迟,欲把樱花踏作泥;

我亦有怀征万里,送君先过石门西。


1945年8月,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中央大学新任校长吴有训着手筹备学校复原工作。原定中央大学于1945年底第一批回迁的,但因水道拥塞,运输工具缺乏,沿途不甚安全,加上战时原校舍绝大部分被征用,只好推迟。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扬帆东归。学校争取各种资源,动用水、陆、空各种交通工具,12000多名师生分8批陆续返回南京。


战前,中央大学在中华门外石子岗征购的8000余亩土地,限于经费,不可能再建,于是这里成了学校的“中华农村福利实验区”,由农经系主办。


从1946年4月起,金陵大学等各校也开始迁返。


南京解放后,原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0月10日又改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1952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自此金陵大学的校名不再使用。1952年9月,南京大学即在金陵大学原址开学。


孙江林教授此文原名《七十五年前 南大西迁中的那些事》,刊于《南京日报》2012年3月14日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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