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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迁府,梁思成当年是否一语成谶?回溯“梁陈方案”当年为何未实施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11-08 13: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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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据报道,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4套机构将于今年10月1日起,从市中心迁往郊区通州办公。而这个消息马上引来了纷争,人们开始追忆起建国初期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争议。65年前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再度被搬到人们面前: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便建议在北京西部近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同时“留出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


“梁陈方案”因为经济上不可行的原因被否决了,梁思成痛心疾首地对当年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那么今天的迁府是否印证了梁思成的话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因为经济上不可行,才放弃了在北京西部近郊建设中央行政区的方案吗?



梁思成


“梁陈方案”的成本


文 | 王军


1956年仲夏时节,甘家口居民区41位居民联名致信毛泽东,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区没有一条正式的道路;没有一个诊疗所;没有一个公用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要求增设居民必需的公共设施”。

这封信当年7月16日刊登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人民来信组编印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简报》上。7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批示,要求“从速解决”、“从速研究”。


甘家口居住区1954年因改建阜外大街迁移居民而设。此后两年间,房管局、外交学院、卫生部中直医院、北京邮局、全国总工会等近20家单位,在此建迁居房700余间,形成970户居民、约3500人的规模。


“整个居民区没有通向公路的一条正式大道。晴天时,居民买粮食需要先上、下很高的陡坡,再钻二道铁丝网,然后才能到合作社。”41位居民在信中写道,“大车(又称马车,用马或骡牵引——笔者注)需要绕过几条曲折的小路,才能奔向公路。下雨后,经过陡坡时,就要爬着上、滚着下。那么,老人和幼年就需要委托给壮年上街,大车就得休息。因此,居民比喻:‘下雨后走路好似跳舞。’”

这些居民的处境,与5年前北京市政府内部的一场城市规划论战相关——在与中国学者的较量中,苏联专家获得高层支持,认为改造旧城比建设新区在经济上更为可行。
北京城市发展的方向由此确定,甘家口居住区成为北京市在城外开辟的15个外迁居民安置点之一。


建国初期国家机关在北京旧城内的分布图


“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苏联专家的对手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

1950年2月,梁、陈二位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西部近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同时“留出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

他们认为,行政区是庞大的政府工作的地区,“既无法在旧城区内觅得适当地点,足够容纳所定人数,亦不宜于在城区内建立主要的重心,集中工作人口”,因此,建议在西部近郊建设。

“梁陈方案”针对的是1949年11月苏联专家提出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沿长安街建设中央行政区的方案。苏联专家团在《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算了一笔经济账:以苏联的经验看,拆房迁民的费用不会超过新建房屋25%~30%的造价,而利用旧城内已有的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则可省去40%~50%的建设投资,两相权衡,得大于失。



苏联专家建议的东单府右街及天安门广场行政中心建筑布置图


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认为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彼时,北京旧城之内,除外城南部的坟场、苇塘、坑洼地带,已基本盖满了房子。实施苏联专家的方案,大规模改造旧城,必导致居民大量外迁。

梁思成、陈占祥在建议书中写道:“我们若迁移二十余万人或数十余万人到城外,则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不如直接的为行政区办公房屋及干部住宅区有计划,有步骤的敷设修筑这一切。”

在他们看来,外迁居民安置区同样需要建设生活服务配套设施——正如后来甘家口居住区41位居民向毛泽东反映的那样——所谓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可省去的同类设施投资,就因此被抵消了。

旧城内公用设施的利用价值也不如人意。梁、陈二位指出:“现在城区的供电线路已甚陈旧,且敷设不太科学;自来水管直径已不足供应某些城区(如南城一带)的需要;下水道缺点尤多。若在城外从头做起,以最科学的,有计划的,最经济的技术和步骤实施起来,对于北京的水电下水道都是合理的发展。”

那时,旧城内的排水系统多为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自来水、电力等也只是在民国时期初步发展,要对这些设施加以利用,也必须改造或新建,同样需要花钱。上世纪50年代,许多办公大楼进入旧城之后,基础设施接济不力,已成为一大问题。


陈占祥


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分析

梁、陈二位在建议书中,也算了一笔经济账。

他们举出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七项费用:1、购买民房地产费;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费及运费;6、新办公楼建造费;7、植树费。

同时举出在城外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四项费用: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2、新办公楼建造费;3、干部住宅建造费;4、植树费。

他们作出分析:在城外建设行政中心的1、2、3、4四种费用,就是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4、6、3、7四种费用,“而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对在旧城内建设中央行政区将引发的拆迁问题,他们忧心忡忡:“政府中心地址用地6.75平方公里,若要取此面积,则需迁移十八万二千余人,拆房一万二千五百余所或十三万余间(这样计算可能大过于实际要拆改的房屋及内中人口数目)。但无论如何,必是大量人口的迁移。迁移之先,必须设法预先替他们建造房屋,这些房屋事实上只能建在城外,或外城两隅空地上。迁移之后,旧房必须拆除;拆除之后,百万吨上下的废料,必须清理,或加以利用,或运出;地基亦须加以整理,然后可以兴建新房屋。这一切——兴建住宅,迁移,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都是一步限制着一步,难以避免,极其费时、费事,需要财力的。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彭真的烦恼


毛泽东与彭真


旨在不劳民伤财的“梁陈方案”,却在日后被指责为劳民伤财。

1996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印该院已故总建筑师陈干的文集,刊载陈干对“梁陈方案”的评论:“以旧北平市而言,194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8亿元,国民收入仅1.9亿元,失业与半失业者超过30万人,像龙须沟那样的贫民窟数以十计——那里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来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所以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

2007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焕加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能否采纳‘梁陈方案’与许多实际条件有关,在新地点建设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区不是一个小项目。五十八年前,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境况非常艰难,不说别的,首先要看国家有没有实施这个方案的财力物力”,“可以想见,即便政府愿意采纳该方案,也实在无力实施”。

可略作探究:以当年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旧城之内大兴土木,进行大规模拆迁,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区,经济上就是可行的吗?

1956年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吐露真言:“一直说建筑要集中一些,但结果还是那么分散,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难。城内要盖房子,就得拆迁,盖在城外,这方面的困难会少一些。”(《彭真文选》,322页)

彼时,北京市上报中央的旨在重点改建城区的《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已实施两年,成效不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单位怕拆迁,不愿进城。据1954年北京市的调查,全市新建的房屋,约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彭真不满地表示,先改建一两条街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讲过不止一次,就是没有实现”。(同上)

1949年至1957年底,北京市新建各类房屋2100万平方米,超过解放前旧城建筑面积的总和。如果改造旧城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北京市恐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城“古老破旧的面貌”,而不必在1958年6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再作这番解释:“由于拆房过多,安置居民困难很多,费用也大,从1956年下半年起,就基本上停止了改建。有些高等学校和中小型工厂,本来放在城内是合理的,但是要拆大量房子……只好在城外建设”,“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改建计划落空

在前述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中共北京市委提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

北京市随后对旧城改建作详细研究。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周恩来表达了不同意见。1960年1月29日,他听取北京城市规划汇报,表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周恩来年谱》中卷,286页)

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回忆,周恩来在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周恩来不支持旧城改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上代价太高。正是受累于经济因素,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在实施中遇到很大困难。虽然1958年至1959年举全国之力进行的国庆工程加快了北京旧城改建步伐,计划中的国家剧院、科技馆、电影宫也未能完成。国庆工程结束后,“三年困难”到来,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

1962年,北京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城市建设进行总结,提及“旧城改建速度缓慢”,仍是“老调重弹”:“鉴于旧城空地基本占完,改建将遇到大量拆迁,国家财力有限,改建速度不可能太快。”



“梁陈方案”中的“新行政中心与旧城的关系”图


“城市居民迁出城外,会生活无着”

1956年9月14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就甘家口居住区存在的问题,向市人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这些迁居房多是按原地形随高就高随低就低的建起来,道路、自来水、公用电话、路灯、小学校、合作社、门诊部等也无人负责设置,建筑物杂乱无章,正像当地居民反映的造成居民生活上很大不便”,“海淀区人民委员会已通知各建房单位,按现有房屋建筑面积分担费用,以修建市政设施和小学校等”。

情况正如梁思成、陈占祥的预料——随着城区改建的推进,外迁居民点的生活服务设施配套及相关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1956年8月,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苏捷在市党代会上发言:“过去几年来,在城外发展了15个平房迁居区,将几千户群众迁到城外,但由于规划、设计、施工部门和部分建筑单位的群众观点不强,草率从事,迁居房的质量很坏,标准很低;特别是道路、供水、排水、学校、商店和服务业没有很好的解决,以致迁出去的居民生活极感不便,意见很多。”

此前的2月份,北京市规划局党组在上报市委的《关于改建城区拆除旧房迁移安置居民的情况报告》中提出,因为要改建几条街道,“须拆除必须拆的旧房,这就会使很多人的住所发生变动,有的还要迁离市中心区。在人民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应十分重视,要深入动员,妥善安置,万不可草率从事,招致群众不满”。

郑天翔在报告上批示:“城市居民迁出城外,会生活无着。”

这之后,甘家口居住区41位居民给毛泽东寄去了那封信。


作者: 王军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15-7

以上内容选自《历史的峡口》,经活字文化授权发布。编辑:禽禽,转载请联系书评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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